即便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债券市场，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今天，想更侧重于金融安全谈一些看法。现在发展委托财政的示范项目名单里面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是用政府开发的PPP迅速改变一个地方辖区的面貌，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延用我们当年解决融资平台产生大量地方债时运用的重要的哲理，就是大禹治水的智慧，有堵有疏，疏堵结合，但注意堵不如疏，能够以疏得以解决的问题，就不必一味地堵。这几年之内，山区、民族聚居区的脱贫任务，那么要想富先修路，中央一讲精准扶贫，当地就意识到有五条山区造路是非建不可了，怎么建呢？所有别的选项都不可能，那么只剩下了BT。（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第二届金融科技与金融安全峰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企业界朋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峰会上和各位做个交流。这种附加条款是说现在先把PPP项目做成，做成以后若干年内，政府实际上把钱又以回购股权的方式还到企业手里，企业股权被政府回购后，他就全身而退了，这样就变成了企业名持股而地方实负债，这个问题显然在我们说堵的方面，要做出文件指导上的明确规范，并要加快行成PPP的条例，以后还要争取上升到法，规矩上是不允许存在这样的附加条款、暗中协议，但是相关的疏的方面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考虑疏导，是有未来广阔的相关股权规范交易前景的。比如，凉山州的精准扶贫，立军令状，必须解决。

业务管理部门说，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这种运用的可能性，但是有些地方同志担心，在现在这种风控氛围之下，生怕一动就出毛病，生怕这个事情没有明确的、正面的文件表述情况。在理论上的框架，应该是广义PPP中包含BT，现在有关管理部门的态度似乎是完全不可取，还要警惕地方暗中搞了拉长版的BT。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温州开始校正紊乱和混沌状态里一些负面的东西，开始走正道。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反映的仍然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很难得到融资支持，既然如此，我认为还需要从温州这样一个情况扩展到整个全局，扩展到前面不同角度对金融全覆盖概念下的考察，进而提炼出如下第三个势在必行。我们很多领域不是要去杠杆化的问题，我们在注意到什么方面出问题的同时，还要在看准的方面再加杠杆化，有的放矢地优化结构，这是必须要说清楚的我们跟发达经济体的区别。他心目中是想着过几年就关掉吗？不是，他首先有个大判断，这个方向不可回避，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往前走。这就是在发展中规范的一个哲理。

之后做得风生水起，别的银行想介入，又不想退出，因为它作为一个主体，必定有物质利益的考量—要争取使它的业务报表在世界范围内看起来是一流水准的，它的资金回报是经得起各个方面反复去评判的，所以它也不愿意退出已经做熟的业务。我在研究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自己在进大学之前有在农村、部队和工厂的经历，还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有所体验和领悟的，深知不能把研究搞虚了。

这个产业基金形式是规范的，就是各方入股，财政放 2 000 万进去了，同时说明这个股是特定处理的、不要求分红的一个股权。我到农村看过沼气入户，使用沼气的厨房像是工厂里规范化的标准间，有灶台、仪表、管道，只不过是由户外的一个沼气池出的气。这个循环型的财政资金运用机制的创新，找到了一个框架，就是区内一批很活跃的企业跟财政商量，成立一个西湖区科技型小企业融资支持产业基金。这几千家、上万家的信用担保机构中，真正有内在动力做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数量不多。

但在中央近些年的两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融资体系，已经成了官方和研究界有意回避的概念，很少有人正面谈政策性融资这个概念了。后记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不断收紧,一场严重的民间金融风暴在2011年秋袭击了温州。温州的旧城改造 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我没有做更多的温州实地调研，在对它的好坏参半的评价中，我仍然坚持认为对温州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亮点我们总结得不够。它的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以后脱离了实体经济，资金链不能持续，以次贷为导火索，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而后美国又可以凭借世界霸主地位一再地量化宽松和掺水来渡过难关，让全世界埋单。

大多数财政做后盾支持的信用担保机构后续支持不明，不得不偏向于商业性的融资。第二点就是必须规范合理地要挑选支持对象，但是在中国社会怎么挑选支持对象恰恰是一个难题。

金融发展改革的三个势在必行 作为研究者，自己从温州发生的不良局面，以及前面所说的评价往下走，愿提炼出正面的、怎样考虑金融发展和整个相关经济社会和谐、争取又好又快发展总体局面的三点意义和认识。这个失衡怎么处理？就是救火式行为，即政府领导现场指挥灭火。

股权是清晰的，但是放弃分红权，只寻求投入的资金能够转起来、循环起来。诸如此类的应该是全覆盖，追求全覆盖那么又引申到一个概念，就是有些是不是注定就不能被商业性金融所覆盖？我自己是认同的。美国政府承认有风险，而且承诺用这个资金在这里填一些风险的窟窿，当然它也强调是一个风险共担机制，比如说它支持的对象是小企业，是和银行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信用担保的共同支持，假定这个项目失败，出现风险，银行在里面是要承担一定的损失的，可以是 10%，可以是 15%，金融危机来了，也可以缩小到 5%，但是绝对不是一点不承担，政府这方面可以承担80%～85%，金融危机来了可以是90%——这是一个动态、弹性的掌握，规则是透明的、是可以预期的。这里说到的温州前期的发展，当时我们总体上还是正面肯定的，认为在经历了阵痛和混沌局面以后，可以和我们心目中追求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接轨。统计表明，中国现在的信用担保机构已经近万家，前些年各个地方政府看到有必要以后，迅速注册成立了几千家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还有一些海归人士、业界人士组织成立了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我在财政部的研究所有几十年的工作经历。

我想，推进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是我们别无选择的一个大方向。暴露了产业空心化，企业、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资金看起来没有源源不断地注入把企业做大做强，倒是有很多资金出去炒房、炒绿豆、炒大蒜，最后引致了什么局面呢？就是 2011 年下半年出现温州企业家的跑路潮。

中国的金融深化 在结束之前我想做一点评价，即关于金融危机之后，怎么看待中国的金融深化问题。而现在非常踏实：这个资金去向是清晰的，资金的运用是专家和股东一起参与的集体决策，能够保证基本的公正性。

硅谷之后成了一个引领世界新技术革命主潮流的区域，实际上也成了引领实体经济升级换代潮流的孵化器区域。整个旧城改造的规划，是政府控制的，但是旧城改造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民间资本的聚沙成塔，靠着这样一种合资机制，就把这个老城区改造做出来了。

但是再过几年，我们又开始听到了一些忧虑的说法，如温州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空心化，开始发展成一种炒作式的、明显带有泡沫性质的运作形式，如温州炒房团。之后，沼气池隔一段时间要清理沼液和沼渣，这是非常好的有机肥。无利大家担着，有限责任。在座的有金融家，也有在金融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研究的研究者，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比较直率地做一个汇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们可以讨论互动。

后来，在担保方面也曾经没有贴标签，但一开始是有这种政策意图的，由财政部、经贸委各出 2.5 亿元资金，组建了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作为中央级的一个担保机构的旗舰，希望它能探索怎么实施融资方面的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所谓金融多样化，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金融生态下的金融运作体系的必备特征，既包括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也包括金融产品的多样化。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很多所谓的投机倒把和假冒伪劣问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是治理整顿期间，在对温州的评判方面，正面肯定的声音出来了。但是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又不能打包票说没有风险，那么他必须把话说到让反对意见说不出口：无非就是试一试嘛，试了以后几年不行我们再关掉它，你总得让我试吧。

财政反正是要做事的，领导、公众都要考量你每年是怎么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在本次活动后不久，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前不久在政协的分组座谈会上，我听到总结中外金融这方面小企业的成长规律，大概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死亡谷时期，一般平均下来可能三年左右，这个阶段常规金融体系是无可奈何的，谁也不敢碰它，只能让它们自生自灭。当时基本的看法还是先要鼓励这种过渡形式，这是私营经济升级换代的一个看起来必要的过渡，但是以后它一定会走到规范的形式，最大的可能是股份制这种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然而现实生活里对此有大量的需求，例如支持三农、支持中小企业、支持科技创新、支持走出去、支持助学贷款等。另外，还有一个时间序列问题。

另外有一个商业性的担保机构，据说掌门人是海归，有比较丰富的海外经验，认为他们在杭州西湖区可以大有作为，因此积极入股，又拉了其他民营企业按照股份制的方式进来，还拉了海外硅谷银行的股份进来，这个产业基金就合在一起了。温州跑路潮 再回到前一段时间所说的温州资金链断裂，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发生了。

另外，整个金融深化发展过程中，还涉及运用邓小平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哲理，就是到底是在发展中规范，还是在规范中发展？我们的监管机构自然特别强调在规范的前提下发展，因为银监会、证监会的职责所在就是要控制风险。这就要非常重视可持续机制打造问题，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有了共担机制，谁都有约束，财政才有可能给你可持续的支持。这些同样说明，在一定的阶段上，政策性融资的必要性不能简单地加以否认，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处理得好的话，中国人要争取一个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就不能常规、简单地常规发展，而是要寻求政策性融资的配套。